著作

1.贺雪峰：《大国小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

简介：本书以“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为总体框架，从农民的角度，系统剖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动力与关键挑战。深刻辨析了城市和农村在形态、制度与生活方式上的本质差异，指出城市和农村是功能互补的有机体，“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的基本生活与退路。集体土地所有制、熟人社会等与市场机制共同构成了农村发展的基础。城市作为“发展极”，承担创新与增长功能；农村作为“稳定器”和“蓄水池”，为社会提供缓冲，赋予韧性。为应对农村老龄化这一紧迫挑战，作者基于多年的田野调查，提出“建立适老型农业农村制度”的中国方案。承认城乡差异，防止城乡差距扩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之一。

全书蕴含深刻的辩证思维，在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市场与社会、及格与顶格、大概率与小概率、先与后等内含的张力中寻求动态平衡，为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具有整体性、前瞻性且富有现实关怀的理论框架。

2.贺雪峰、王德福等合著：《烟火宁波：中国式城市化的鄞州画卷》，东方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

简介：本书通过对宁波鄞州区城市化历程的深度解剖和描述，呈现中国式城市化的若干重要经验。全书按照“产业与生计”“社会与生活”“治理与服务”分为三大部分九个章节，三个部分分别对应城市化的经济、社会与治理维度，也就是基层市场、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三个部分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城市化进程中，无论是本地城乡居民还是外来群体，都要在不断重构的产业生态中谋求生计，这决定了他们在城乡之间、家乡与异乡之间的选择。他们的生计行为构成城市化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稳定下来也就结成并重组了社会关系与社会形态。在经济与社会深刻变革的过程中，基层社会秩序如何进行适应性重构就成为基层治理的重大挑战。

3.吕德文、胡晓映主编：《县乡生活：一场生活方式的巨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26年3月出版。

简介：本书源于多位青年学者在全国各地的田野调查基础，从“过日子”“流动生活”“消费变迁”“婚难时代”“小镇青年”“老龄社会”六大维度展现当代农村家庭再生产全景。

书中提出“消费型县城”重构农民生活，深刻改变了代际、婚姻与劳动力配置。该书对婚难、小镇青年、老龄社会等议题展开分析，是理解中国农村生活方式变迁的田野力作。

学术论文（中文期刊）

1. 贺雪峰：《以村民小组为基础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摘要: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的一个有效措施是“三治融合”,即法治、德治和自治的融合。法治即国家力量，不仅包括法治秩序，而且包括国家资源和行政体系，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主导和保障作用。德治即基层治理中形成的道德共识，是基层群众集体行动的基础。自治就是基层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以解决单家独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经济的公共事务。三治融合，自治是基础，德治是条件，法治是保障。三治融合的组织，最基础的层级是村民小组。村民小组距离家庭最近，群众之间最熟悉，关系最密切，利益最相关，组织起来也相对容易。如果农民群众可以在村民小组层面组织起来，形成集体行动，应对公共事务，基层治理就容易做到三治融合，有利于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反之，离开村民小组的有效组织和治理，农民群众就可能成为基层治理中的客体，基层治理就可能出现行政化和低效化的趋向。因而，村民小组建设对于基层治理现代化十分重要。

全文：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

2. 贺雪峰：《村民小组的轻治理与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共治理研究》2026年第1期。

摘要：在资源下乡背景下，包括村级组织在内的基层组织呈现科层化和行政化现象，基层治理出现了形式主义和普遍的“悬浮性内卷”。国家资源下乡为农民群众提供公共品，其责任主体在国家和各级行政组织体系，农民群众享受公共品成果却几乎不承担责任，成为基层治理中的客体，基层治理效率比较低。之所以会出现如此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距离农户家庭最近的一级组织——村民小组——在基层治理中缺位。在强国家背景下，国家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大量资源，基层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将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与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公共品需求偏好结合起来，办法就是让农民群众在村民小组一级形成集体行动能力。只要村民小组范围内农民群众可以形成基于“受益、决策和担责”合一的集体行动，基层治理就可以被激活，群众主体性就可以建立起来。只有建立了农民群众的主体性，村庄才能具有嫁接和对接国家资源的能力，基层治理现代化才可以实现。

全文：见知网

3. 吕德文、胡晓映：《中国农村的生活革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1期全文转载（原文《河北学刊》2025年第4期）。

摘要：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一场生活革命，以家庭继替为目标的传统“过日子”实践向以家庭城市化为核心的“都市生活方式”转型。城乡融合发展为农民家庭发展提供了全新生活动力与机会，亦塑造了多种家庭形态，它们之间形成了农民生活方式转型的连续谱。当前，农民家庭在新旧两种生活方式的共存和转换过程中，通过重构劳动分工、日常生活安排和家庭伦理实践，形成了“一家两制”的生活秩序。中国农村的生活革命是一种“连续谱式的结构改进”,而“一家两制”是应对生活方式危机、建设美好生活的制度基础。

全文：见《河北学刊》微信公众号

4. 仇叶、印子：《欲速难达：加速管理悖论与时间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6年第1期。

摘要：近年来，公共治理领域的加速管理趋势显著，但加速并不总是奏效。文章基于时间的二重属性，构建“时间博弈层级分化”的分析框架，对科层制中加速管理的运行机制展开分析。研究表明，抽象时间带来的数字化管理能力与政治动员相结合，赋予上级政府强大的时间支配权，为其推行同步化速度控制提供了支撑。然而，下级政府置身于具体时间之中，为应对上级政府的加速管理要求，会生成内容压缩、工具替换、资源透支的时间博弈策略，并通过对公共治理基本要素的策略性操作实现速度生成。这一博弈过程呈现出一定规律：公共治理事务的时间资源需求越高，上级政府的时间支配策略与下级政府的时间生成策略之间的博弈越激烈，“欲速难达”的速度悖论越有可能发生。时间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国家在利用体制加速优势的基础上，构建政府层级互动的合理时间结构，积极拓展多元化时间治理工具的应用场景，推动时间技术从“支配导向”向“服务供给导向”转型。

全文：见知网

5. 夏柱智：《中国式现代化双重赋权农民工：“两大奇迹”的政治社会学解释》，《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摘要：中国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一个重要的研究切入点是流动的农民工。和西方学者预测不同，农民工在政治上是高度稳定的，跨区域流动人口的“底层政治”在中国并不存在，可以借鉴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资源，建立“社会保护—去底层政治”的分析框架。中国式现代化从体制上双重赋权农民工，发挥了“社会保护”的作用，确立了农民工的身份优势，农民工在大规模流动过程中保持与农村的制度性关联。从“变迁、组织、话语”三个维度可以描述农民工体制背景下其流动秩序的生成过程，这是一种典型的“去底层政治”。对农民工的研究启发我们，农民工是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者和受益者。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一个稳定乡村构成了“压舱石”,必将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全文：见《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

6. 林棵伟：《农业独立纵向一体化及其发展悖论——来自华中Q镇萝卜产业的经验》，《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6年第1期。

摘要：农业产业化和小农与现代农业的对接是现阶段重要的“三农”问题。调研发现，在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少数经营者单独垄断多个经营环节的现象，形成“独立纵向一体化”。研究表明，“独立纵向一体化”具有重资本、扩张导向和熟人合作属性。其成因包括统一农产品市场带来的竞争压力、本地农业资本富余和同乡同业提供的合作稳定性。“独立纵向一体化”会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和环节扩张，这导致其在市场实践中一边拒斥小农，一边又需要小农参与市场来帮助其兑现已积累的资本价值，由此构成产业发展悖论。从这个角度出发，积极推动小农组织化并对接现代农业体系既是大国小农国情下的应有之义，也是突破一体化经营悖论的重要路径。

全文：见知网

7.万书润民：《农村公办养老机构的三元共治路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摘要：在城乡关系深化、村庄社会分化和基层矛盾变化的大背景下,需要以“养老治理”为视角,通过公共服务撬动群众参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与国家资源效能。该视角下,公办养老机构是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基层组织载体,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是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抓手。当前农村公办养老机构面临三重“边缘”:一是结构“边缘”,基层体制的“悬浮性内卷”引发公办养老机构的科层化与合规化,挤压群众工作的空间;二是社区“边缘”,机构化、封闭化的院舍运作方式难以回应基层多元的养老服务需求和非规则的养老治理需求,造成“污名”的再生产;三是主体“边缘”,机构老人的客体化、对象化,其社会生活需求与价值精神世界难以得到满足。公共性、社会性与主体性力量的三元共治成为化解多重“边缘”的关键:需要调整高标准、高层级、规模偏好和过度专业化的监督考核方式,坚持资源下乡的群众路线,以地方党委、政府统筹推动敬老院从单纯的福利单元转变为综合性的治理单元,重视乡土社会中的治理主体、治理资源和社会关联在机构内外的作用,通过群众工作、组织动员和互助养老等方式对公办养老机构进行赋能,构建低成本、高福利的农村养老模式。

全文：见《人口评论》微信公众号

8.郑佳鑫;《家庭因素影响农村青少年心理问题的组态路径分析——基于N县45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心理学探新》2026年第1期。

摘要：基于在N县调研时收集的45个案例，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分析不同家庭因素组合如何作用于农村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发生。研究选取了家庭完整程度、留守经历、家庭负性事件、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教养方式和家庭氛围作为条件变量。研究发现，不良家庭氛围是影响农村青少年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必要条件，农村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是家庭结构变量和家庭过程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表明，留守青少年受忽视以及非忽视不当教养方式对一般心理问题的产生具有较强解释力，多重家庭不利因素对严重心理问题的产生具有较大影响。一般心理问题多源于家庭过程的局部性失调，家庭系统仍具备一定的修复与支持功能，可通过激活其自我修复机制加以干预；而严重心理问题往往根源于结构性失调，使农村青少年陷入家庭情感孤立并引发社会功能受损，亟需更为专业化、系统化的介入。本文结合家庭过程理论进一步指出真正诱发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是家庭内部压力的过程性传导以及家庭有机体的功能退化和调节失灵。

全文：见知网

9.刘恋：《现代化转型中的发展型小农》，《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摘要：发展型小农是相对于生计型小农所提出的概念。在消费方面，由于家庭消费需求受到市场化和货币化的影响，加上家庭具有发展动力，小农所面临的货币压力急剧增加。在生产方面，受到家庭消费需求转型的影响，对于货币即利润的扩大化追求成为小农从事农业生产的根本目的。小农生产因此的确具有资金化和利润扩张的驱动特征，但这主要是由于家庭的发展需求和市场经济下的货币消费导致的，而非资本积累的需要。发展型小农的收益来源仍属于劳动者的生产逻辑而非占取他人剩余价值所得。这说明，绝大多数小农户仍依循的是劳动者生产逻辑而非资本生产逻辑。

全文：见知网

10.贺雪峰：《论小农户的韧性》，《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农村独特的集体所有制保障了所有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农户家庭依据家庭再生产周期，以家庭农业经营条件为基础，积极主动地在广阔的城乡市场寻找获利机会，实现了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和优化。中国农户家庭是中国市场经济中最有主体性的力量，他们具有无比的韧性。正是中国农户家庭在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主动选择，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活力与关键保障。

全文：见知网

11.李玉霞：《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逻辑与实践偏差——基于“制度—组织”视角的研究》，《天府新论》2026年第1期。

摘要：为保障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正成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向。本文基于对江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发展与实践的观察，构建“制度逻辑—组织策略”分析框架，探讨该模式在落地过程中面临的制度张力与组织应对机制。研究发现，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在推进过程中，呈现出行政逻辑、市场逻辑与社区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并存的格局。当多重制度逻辑进入基层养老服务场域时，与养老服务机构基于日常运营、资源约束和居民需求所形成的实践逻辑产生显著冲突。这种制度间的张力给服务机构带来了较大的服务供给压力与合规性挑战。为应对多重制度压力，养老服务机构在具体运营中采取了一系列复杂的组织策略，主要包括形式上的制度遵从与实质上的局部变通。这些策略虽在短期内缓解了机构的运营压力，实现了与外部制度环境的表面相容，但也引发了“服务目标置换”“过程内卷化”等实践偏差，影响了服务的实质效果与可持续发展。为矫正服务实践偏差，一方面要重构养老服务规范化制度的价值指向，以平衡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要找回服务供给实践的微观情境性，实现政府、养老服务机构、老年人及社区的合作共治。

全文：见《天府新论》微信公众号

12.李玉霞：《治理共同体助推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实践与运作机制——基于湖南C镇的研究》，《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摘要：创新农业治理机制，破解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效率、公平与韧性兼顾困境成为备受关注的现实议题。构建“统筹整合–利益共生–嵌入式治理”三维分析框架，基于湖南C镇的典型案例，系统剖析了治理共同体助推农业现代化转型的运作机制。研究发现：治理共同体以统筹整合机制，实现土地产权、交易规则与生产服务的整合，提升了要素配置效率，保障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效率；以利益共生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利益共享格局，推动农业现代化成果共享；以嵌入式治理机制推动社会资本现代化转型，增强了农业系统的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可持续性。C镇实践表明，农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以小农户为本位，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的有机结合，构建组织化的治理机制，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衔接。这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有利于破解“大国小农”背景下农业现代化难题，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全文：见知网

13.万书润民、李佩娴：《重入家庭绵延的河：新生代农村女性的生养实践及其生存论转向》，《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摘要：世纪之交中国城乡社会的极速转型，从个体-家庭-社会三个层面形塑出洋溢着现代性特征与个体化面向的新生代农村女性，这种生存论状态却在她们进入家庭生养实践的过程中获得系列转向的契机。生养实践带来了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筹划，影响了主体在家庭结构中的客观位置，也改变了主体的角色期待与关系模式。共世代的生存论结构提供了推己及人的人心训练，为主体创造由“生生”体悟“亲亲”的具身性体验，其中的本体性情感构成主体体悟“不忍”“操心”等社会性情感的桥梁。于是，养儿艰难的实践意识效应与缘情制礼机制，为新生代农村女性从自我中超拔出来提供了对象、场域和情境，自我的生命能量延展至他者，围绕“家”来创造美好生活，重入家庭绵延的河。现代性大潮下，青年准成人期延长、社会参与和主体意识不充分，农民家庭作为一个整合了凡俗功能和超越价值的社会组织，对于主体来说亦是一种实践性的位育，在这个意义上，生养实践成为新生代农村女性再社会化的关键过程。

全文：见知网

14.贺雪峰：《建立城乡融合发展机制：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经济导刊》2026年第1期。

摘要：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是相对弱势的群体，要为有能力的农民提供在城市拼搏成功的机会，同时进城可能失败的农民也需要将农村作为返乡退路，还有大量农民需要在农村获得基本保障。正是农村的保障为城市市场体制的高效运作提供了基础条件。

全文：见知网

15.王德福：《中国式小区的制度信任赤字及其重建》，《住宅与房地产》2026年第1期。

摘要：本文以 A 小区业委会成立不足一年便集体辞职的案例为切入点，指出中国式小区业主自治的核心症结并非激励不足，而是制度信任赤字，这是导致自治积极分子黯然退场的根本原因。业主与业委会是委托-代理关系，而中国式小区作为快速城市化催生的陌生人社群，缺乏自发形成社会信任的条件，事件检验、形象塑造、绩效输出三种信任建立方式均受信息不对称、去权威化的后真相环境制约。真正击垮积极分子的是少数人的持续恶意攻击，这类攻击消解其服务的内在动力，而普通业主的沉默更让其疲于应对。对此，文章提出，社区基层组织需发挥关键作用，建立组织化保护机制，与组织化激励机制配合形成组织催化合作机制，在社会失灵时提供外部救济，重建制度信任，营造良性的小区自治生态。

全文：见知网

16.桂华：《数字技术如何应用于乡村治理——基于基础能力与基层能力的二维分析》，《求索》2026年第2期。

摘要：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数字化改革的重点领域。调查实践案例发现,以大数据核查为实践形式的数字技术推动农村低保制度走向规范化,而另外一些地区实施的数字化社会治理体系改革却没有带来基层化解矛盾能力的提升,数字化改革在基层实践中出现了两重景象,反映出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边界。乡村治理具有不同维度,数字技术在提升国家基础能力的同时,也可能消解基层治理能力。数字技术与群众工作共同构成乡村治理的两种方式,二者包含不同的治理运作逻辑,乡村治理所包含的群众工作内涵,构成数字技术的应用边界。推动乡村治理改革要从治理实效出发,坚持技术路线与群众路线的同步推进。

全文：见知网

17.王德福：《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的公共价值再生产——基于D市“幸福家园阳光议事会”的研究》，《学术研究》2026年第2期。

摘要：便民热线是政务服务和城市治理的重要机制。设立便民热线的初衷在于破解传统科层体制的弊端，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效能，实践中普遍出现对高效率的极致追求。这在强化政府回应能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公共价值，表现为损害社会秩序的自我调节能力、弱化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扭曲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造成热线机制负荷超载。“阳光议事会”是对便民热线机制的结构性补充，实现了对常规热线机制的流程再造，为其嵌入了诉求公共化筛选、公共化回应和公共规则建构等公共化机制，通过重塑政府公共角色、培育市民公共意识和强化政党使命，推动了公共价值的再生产，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全文：见《学术研究》微信公众号

18.纪芳：《条块关系视角下县域执法下沉的实践悖论及其解释》，《理论月刊》2026年第2期。

摘要：执法下沉是推进治理重心下移的重要举措。在“以县为主、条条主导”的行政执法体制下，县域执法资源向“条条”集中，客观上制约了乡镇治理效能。执法下沉试图通过执法资源的属地化配置破解基层条块矛盾产生的执法低效问题，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治理效能未能提升，乡镇治理负担反而加重的现象。其深层逻辑在于改革只是将基层执法的责任主体下移而未改变县域条块间的互动关系，忽视了乡镇执法的实践性及其隐含的条块协作需求，县域条块矛盾进一步复杂化。作为县域执法的末端，乡镇执法困境的本质是县域条块协调不顺的机制问题，而非执法权分配不均的体制问题。执法改革要立足县域治理的整体视角，聚焦于优化县域条块关系，通过增强县域执法体制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提升乡镇治理效能。

全文：见知网

19.万若：《错位竞争：农村大龄青年的婚配策略及困境——基于贵州B村的经验考察》，《江汉学术》2026年第2期。

摘要：基于对贵州B村的经验考察，研究旨在解释“农村青年大龄能婚”这一经验悖论。研究发现，在婚恋市场挤压和婚恋观念个体化的背景下，农村大龄青年形成了错位竞争的婚配模式，其实践路径是经济达标机制和情感竞争机制，核心是通过年龄错位和需求错位策略，在婚姻支付能力和婚恋能力竞争中获得相对优势。具体来说，农村大龄青年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实现经济达标，以获得婚配的入场资格；在此基础上，大龄青年运用积累的情感竞争优势，精准匹配年轻女性对浪漫关系的短期需求，从而成功实现婚配。错位竞争是以短期匹配为导向的婚配模式，由于缺乏物质和情感基础异常脆弱，最终还是给农村家庭带来了持续性的失婚问题、婚恋纠纷和养育困境。错位竞争一方面体现了农村青年在结构性婚配困境中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婚姻挤压正以“世代挤压”的深度演化形式，冲击着农村家庭的稳定性。

全文：见知网

20.李岩：《城市养老公共服务供给的错位匹配及其机制——以X市城乡助餐服务为对比案例 》，《江汉学术》2026年第2期。

摘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主导的养老公共服务供给的典型代表，但当前城市老年助餐服务普遍面临着资源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基于对X市城乡助餐服务的田野调查，助餐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外部与内部两种不同的路径，两者在筹资、决策与运营方式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城市助餐公共服务供给的目标和实际供给对象之间出现了扭曲，产生了错位匹配的实践困境。这种困境源于不同主体追求单一流量目标而产生的利益分化的悖论、制度城乡转化下制度惯性带来的瞄准模式偏差以及助餐服务供给中的群众主位缺失。因此，针对养老公共服务如何高效供给这一现实问题，需要把握养老公共服务底线性和公共性，精准瞄准养老公共服务的供给对象并坚持走群众路线，从而实现养老公共服务供给的高效与可持续。

全文：见知网

21.胡晓映：《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激活的社会动员路径及其机制》，《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

摘要：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激活农民主体性。如何激活农民主体性,激发乡村内生建设与发展力量,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难题。本文从社会过程视角出发,将农民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村庄建设过程中进行考察,以多元主体的社会动员方式保证主体性的持续生成。在具体实践中,村庄内形成了项目资源的竞争性分配、横纵交错的网络组织化设置、乡土内生规则与舆论约束及主体间的行动示范共同塑造的社会动员系统。通过责任扩散下的共同目标整合、组织整合下的党建引领社会共建、文化转化下的村社内生治理资源激活以及以行动示范下的社会氛围塑造四重机制,农民被有效动员至村庄建设之中,并推动部分农民从被动员者向动员者转化,实现主体性的激活。然而,农民参与村庄建设的主体性具有实践性、流动性,激活无法一蹴而就,需要在持续的建设事件中、在稳定的社会动员系统基础上,循环往复地“再激活”。

全文：见知网

22.徐亮行：《论“常人治村”模式下村干部的职业伦理与工作效能提升》，《决策与信息》2026年第3期。

摘要：随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深入，村干部职业化不断推进。在精英替代的“常人治村”模式下，一些村干部行政性加强而群众性弱化，乡村治理困境凸显。常人村干部包括待成长的村庄精英、新近回村的常人村干部、长期在村的常人村干部三类，形成了“常人治村”既分工协同、又富于激励的特点。这一治理模式能够基于职业伦理要求兼顾村庄行政化与治理实践性，既能实现乡村治理较好运行，又能让各类型常人村干部提升职业伦理认知和职业技能。研究发现，常人村干部行政与自治匹配的职业分工、规则之治介入的职业规范与个体工作升华的职业成长，能够实现村治主体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职业发展与能力适配。在对村干部职业伦理要求日益提高的现实背景下，能力匹配、利益规范与社会支持等多维度发展的常人村干部，能够为乡村治理逐步构筑起面向未来的稳定治理结构、科学规范要求与多元参与格局。

全文：见《决策与信息》微信公众号

23.梁和阳：《社会生活的减速带：加速社会中传统节日的现代意义》，《节日研究》2025年第2期。

摘要：生活节奏的失衡是现代人常见的体验，如何调整与恢复失衡的生活节奏关系着日常生活的稳定性。在生活节奏加速的现代社会，传统节日的现代意义表现为节奏调整的价值。在列斐伏尔节奏分析视角的启发下，文章对传统节日中的时间观、空间观与身体观等进行讨论，发现传统节日所蕴含的价值观念能够为加速社会的生活节奏提供减速可能。作为社会生活的减速带，传统节日为加速生活提供了缓冲区，对生活节奏进行调整与放缓，发挥着文化身份的稳定器作用，扮演着价值理念守护者的角色。传统节日中的节奏价值为反思加速生活提供启发，这意味着在生活节奏加速的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从中发掘出缓解加速与失衡的方式。与此同时，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节日价值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全文：见知网

24.李顺、李向振：《以节日之名：消费主义的现代性实践——以“购物节”为例》，《节日研究》2025年第2期。

摘要：节日是人类创造的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时间制度。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节日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期待和价值内涵。以“购物节”为例，探讨消费主义如何以节日之名重构时间规则进而影响社会文化，可为理解现代社会中消费文化与时间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新的视角。研究发现，现代社会制造了购物节。首先，消费主义以节日之名，创造出专属于消费的时间。传统的时间制度正逐渐被现代消费文化重塑，“节”的时间规则也正在被消费主义改写。其次，购物节是“景观时间”的深刻体现。购物节通过将节日时间转化为稀缺资源，对节日进行景观化呈现，以及促进消费信息的传播与共享，将人们的闲暇时间转化为社会性消费行为的一部分。最后，购物节通过循环时间与“消费惯习”的融合、新文化形式的再生产，以及对日常时间的对抗与再造，成为一个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

全文：见知网

25.任亮亮、凯萨尔·喀斯木、王德福：《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发展问题及优化路径——基于武汉市社区幸福食堂的调研》，《武汉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

摘要：助餐服务是“老有所养”的重要举措，也是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重要内容。基于对武汉市六区多个社区幸福食堂的实地调研，研究发现，武汉市幸福食堂已形成服务商经营型、个体承包型、社区运营型和企业嵌入型四种运营模式，政府在场地、建设与运营方面提供差异化的补贴支持。然而，当前服务存在供需错位、运营效率不高、补贴方式不合理等问题，主要表现为服务对象偏重低龄活力老人，真正有送餐需求的高龄、失能老人覆盖不足；部分模式依赖政府补贴，市场化运营能力弱，难以实现可持续经营。基于此，应该在提高助餐服务精准度、稳妥推进助餐设施建设、优化补贴方式和重点发展送餐服务等方面下功夫。

全文：见《大江学术》微信公众号

26.张杨波：《迈向方法自觉的深度访谈：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湖北社会科学》2025年第11期。

摘要：以往关于深度访谈的研究可以分为两条脉络：一是将其作为研究方法来看待，注重总结深度访谈的原理机制与实践运用；二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注重探讨影响深度访谈过程的各种内部与外部因素。上述两类研究成果由于忽略了方法背后的理论渗透，从而错过了提升方法自觉的契机。理论导向下的方法研究则借鉴方法渗透理论，主张研究者在考察相关理论对方法的潜在影响的基础上，通过识别方法典型要素、提供对应理论解释和设计适当干预策略，来改进方法程序。在这一方法观照下，深度访谈可依据访谈题目与访谈关系两个标准划分为有效响应、普遍有偏响应、特殊有偏响应和无效响应四种类型。研究者可通过引入相关理论深入考察四种访谈类型存在的不同局限，并在此基础上施加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以提高深度访谈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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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王波：《重塑治权：集体经济发展向村庄治理效能转化的实践逻辑——基于川西W村的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25年第12期。

摘要：集体经济发展向治理效能转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命题。既有研究虽已关注集体经济的治理效益，但未揭示其实践逻辑和内在机理。本文基于川西W村集体经济和村庄治理的案例，结合乡村治权理论构建“资源重构—主体激活—规则再造”分析框架，揭示集体经济赋能村庄治理效能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集体经济壮大的治理效应源于乡村治权的系统性重塑，具体表现为:在资源重构维度，通过主导集体经济发展和资源分配重建利益联结;在主体激活维度，通过创造治理场景激发多元主体合作;在规则再造维度，通过构建村庄奖惩制度、完善村庄民主重塑治理规则。重塑治权的核心机制在于资源赋能提升村庄行动自主性，进而在资源分配与治理实践中激活村庄权威、引导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并同步推动规则认同与公共性生成。集体经济与治理效能的协同演进本质上是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的制度耦合，这为集体经济发展向村庄治理效能转化提供可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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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万书润民：《聚合、赋能与重构：村庄社会关联促进乡村振兴内源性发展的作用机制》，《农业经济问题》2025年第12期。

摘要：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发展是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可持续发展与国家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需重视村庄社会关联在协助组织内源性主体整合内外发展要素，促进生成良性内源性秩序中的基础性作用。本文以一个矿区村的产业与社会转型为案例，探索村庄社会关联促进乡村振兴内源性发展的机制。研究显示，在国家治理、资源下乡、社会治理和群众动员四位一体的乡村振兴进程中，村庄社会关联以聚合机制促成生产秩序，超社区关系与强社区关系的聚合，打开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缝隙经济”，实现稳中有进的土地细碎化整治，以同乡同业提供信任和生活化交流合作的创新氛围;以赋能机制整合生活秩序，协助代际团结赋能家庭农场，构建认同与行动单位降低农业用工的组织成本，通过社区性情感助推实现产业、社会、自然生态的循环促进;以重构机制生成治理秩序，识别、团结涌现出的村治主体，重构老龄化、空心化乡村的互惠互助体系，推动公共物品供给与公共秩序的同步生成，以群众参与的乡村主体性构成国家资源有效利用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三重机制下，村庄社会关联促进城市要素与乡土要素、市场要素与社会要素、发展要素与稳定要素融汇互促，为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提供了具有生成性、社区性的保障型基础秩序，协助国家、市场和村庄三元力量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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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凯萨尔·喀斯木：《适配性治理：东部地区村级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理论月刊》2025年第12期。

摘要：随着国家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东部地区行政村治理主体已实现职业化和专业化，村民小组治理主体实现权威化。行政村与村民小组治理主体分别发挥各自掌握的资源优势，实现适配性治理，其路径包括纵向一体的行政治理机制、内外有别的市场经营机制和动员性社会事务自治机制。在东部地区农村，行政扩张与自治下沉是适配性治理的内在逻辑。以村组协同为内核的适配性治理超越制度导向的治理单元设置论和缺少整合核心的多元治理主体参与论，实现了村级治理事务和治理主体的耦合，推动村级治理有效。为进一步强化该模式的治理效果，需要确保治理事务与治理主体间的适配性，准确认识村级治理事务的整体性和协同性，以集体经济发展促进村级治理能力提升，逐步实现村级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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